儒道互补之道教维度【《闻道》2016年第2期(总第3期)】

   |    2016年6月15日  |   文化视野  |    0 条评论  |    463

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提出“儒道互补”之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向。李先生的讨论从美学契入,以后引发的讨论则越出此范围,许多人用之分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间的宏论大著,纷至沓来,真有目不暇接之感。对于有关的理论问题,不来详说,只是我们的话题,却是从此打开。

儒道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上,确实长期存在,在审美、价值观等上面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当然二者区别也很明显,若是没有区别,那么“互补”也就谈不上。南北朝时期,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既对立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文化格局。就本土文化而言,仍是只有儒与道二者,此时的佛教,逐步中国化,慢慢地吸收了儒、道二家的部分内容,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已非复印度之旧,特别是隋、唐之后,情形更加突出。儒、道之中,也融合了许多佛教的基因。儒、道与佛的关系,也是一个大题目,本文且尽量不涉及。

 

一、道教——道家文化传承的主体

李泽厚先生说的儒道互补,道,指道家。他从中国文化史的起端说起,以先秦为重点,当然是如此。但是,治中国文化史尤其是哲学史的,可能很少考虑一个问题,道家的传承主体是什么?

在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农、兵、小说,以及后出的神仙家,都各自成家,形成学派,独立传承,不须说得。但是自秦,历汉,至于魏晋,到南北朝,情况便有了很大变化。

汉以后,墨家成为绝学,少有提起,而名、法等家则渐与儒、道合流。当着重讨论的实只有儒、道二家。此二家,在汉代的地位前后有很大变化。汉初,黄老之道盛行,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过,汉武帝之后,最走运的无疑是儒家,董仲舒。从此儒家成为官方学术,深入到皇朝的典章制度中,也在各级官僚中以及准备做官的士子中传习不辍。

汉代奠定的独尊儒术的格局,后世也多次变化,只是儒学在皇朝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中的领导地位,则基本未动。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儒学有了更加稳固的传承制度和人才上的保证。及宋代道学兴起,南宋时将程朱一系的理学尊为官方学说,明代八股取士,考题多从“四书”中来,而“四书”的地位原来就是由程朱确立,对于四书的解释以程朱之说为准绳,这样,儒学在官方政治、选官,以及一般的文化体制中,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与儒家的地位牢不可破相比,道家的情况则要逊色不少。

汉初,黄老之学一度盛行。但此时的道家,已经是采诸家之善,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便可清楚的[1]。汉武帝时,黄老一系的思想尚很强健,《淮南鸿烈》等书的传世便是证明。自所谓独尊儒术的政策真正实行之后,谶纬化的儒学,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作为黄老之学及其旁支的学术,则一直在民间传承,当然在统治者中的影响也还在。东汉时思想上有王充、仲长统等为代表的新道家,而在组织形态上则有打着黄老旗号的早期道教。只是东汉末的道家,已经与神仙家合流,老子被当成神仙班头。看边韶《老子铭》、王阜《老子圣母碑》即可知。东汉末,灵帝想重拾黄老大旗,祭老子于濯龙宫,但为时已晚,黄老的大旗已经被道教扛走。那时的道教,一部分人走的是与统治者反抗的道路,并遭到被镇压的命运。张陵领导的正一盟威之道,当时的儒生与统治者是仇视亦蔑视的,称之为“米贼”或“米巫”。及黄巾被镇压,张鲁也投了曹操,统治者对于道教采取了既笼络又防范的措施。曹操和孙权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不过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容纳,道教的保存和发展才有了可能。晋代,一部分天师道世家形成,说明其道已传入社会上层,与儒家的关系得以改善。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手挥麈尾、口谈浮虚成一时风尚。玄学宗《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同时也极度推崇孔子,称之为圣人,还在老子之上,实际上以老庄思想为主导。玄学的思想,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思想,包括玄学家对儒家、道家典籍的注疏,进入官学。

然而,南北朝之后,情形有很大的改变。作为一家学说,道家有组织的载体,乃归于道教。在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第一个为道教列传的当属《魏书·释老志》,称“道家之原,出于老子。”而其中主要叙述的便是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等事,泛称道教与先秦道家为“道家”,后来成为通例。

陶弘景在《答朝士问仙佛两教体相书》中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所谓三教,又是儒、佛与仙即道教了。后世所说的道,乃综合了道家与道教而言,在组织形态与人员上,则以道教为主要实体。后世的三教优劣、三教论衡、三教合一,等等话头,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便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上的通识。

关于道家与道教原来有异,儒生们本来清楚,但是却不屑于区分。四库馆臣述《子部五十六·道家类》云:“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而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之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变迁之故,尚一一可稽也。”[2]这里所述,未必皆符历史,但是他们指出道家学说中已经进入了各家之说,实际上,此一家,已经是我们今天讲的宗教,即道教。

清末的维新,已经预示着三教关系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废科举,兴学校,直接冲击是庙产,最后的结局,却是儒学组织体系的彻底瓦解。百年震荡,历民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教都被边缘化了,但是,与儒学在遭到“打倒孔家店”的全面清算之后,再加评法批儒的折腾,彻底被搞臭不同,道教还有一个组织系统被保留下来,尽管也几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道家的直接传承的有形主体是道教,是不争的事实。道家在长期的演变中积淀了大量的文化资源。道士及其组织,则是保存与传承这些资源的主要载体。为了说清这一道理,且稍将眼光放开,看一下近年最隆重的道教文化的大展演“南岳国际道教论坛”。本论坛系从2007年的国际道德经论坛调整名称而来。举办此一盛会的主办单位,讲到其缘起时说:

为了深化国际道德经论坛所取得的成果,继续深入挖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道教界以及中国与外国道教界的交流合作,同时鉴于《道德经》只是道教的根本经典,为扩展论坛涵盖面、深化会议内涵,突出道教作为道家文化现存有表传承主体的地位,推动道教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决定共同举办新一届论坛,并将本次论坛名称调整为国际道教论坛。[3]

这里说得很清楚,道教是道家文化现存有形传承的主体。这是很有见地的观念。人们在讨论道家、道教及其他传统文化时,常忽略其有形的传承主体,因此也便看不到当前活的还在传承演示的文化。道教的丰富文化资源,可以有文字的和其他固化的载体,但是这些载体,只有当与当代道教徒生活尤其是宗教生活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活的,发展着的,否则,只是古董而已。

 

二、与儒学会通的积极态度

 

道教是道家文化的有形传承主体,是有组织、有制度保障的主体。同时,它对于这里讨论的另一极儒学,总的来说,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多数情形下愿意与其会通。

这类会通,表现在行为和仪式上,是在民俗地盘上的会通。比如孝,不是儒家的专利品,但以儒家的理论最为到位,在民俗地盘上,祭祖、超度与尽孝融而为一。朱元璋生于民间,做了皇帝后,也明白民间风俗中佛道二教超度仪式的意义,其仪实为孝慈观念的寄托[4]。同时,道教在养生方面,与阴阳消息相联系,将贵生的思想拟成戒律,《云笈七签》卷三九载灵宝中盟大戒,其中第十四戒,不得烧野田山林;第十八戒,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戒,不得妄摘草花;第九十五戒,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第九十七戒,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不得笼罩鸟兽。以上数戒,若是生态保护主义者见之,必定狂喜,且敬礼,不意千年之前有这等先进思想!此类思想和戒条,通过道士自己的遵守,以及劝善书的提倡,对民间保护生态的良俗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其实,此类保护生态的思想,与儒家也一致。儒家的经典《礼记·月令》便详载了十二个月的时令、物候和生产、祭祀等活动,与道教的保护生态思想,同出一源,在民俗土壤上,共同营造着良俗。在风俗上,儒、道两家早就融为一体。民众的天地君亲师崇拜,与神仙崇拜早就合为一体。

此类会通的另一个领域是学术。

本来,东汉的少数时间段以后,特别是经过三国、魏晋一部分道教世家的参与,以及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等士族人士的改造之后,道教与皇朝的关系大为改观,与一般的士族人士的关系也趋于融洽。

葛洪说郑思远,是“大儒学之人”,便是一个显例。

讲到道教史,都会提到北朝寇谦之和南朝陆修静。这二人,都是出身于世家,年轻时或本来精于儒学,或为了弘道而专心学习儒学。例如寇谦之,系北朝改革天师道的最重要代表,他一方面在嵩山学道为改革天师道且为“辅化”皇帝作准备,另一方面,也向崔浩学习儒学。他曾对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事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5]寇谦之的改革天师道,具有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改造新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意味,所谓“千载之绝统”,即对此而言,以道教来振聋发聩,却还要兼修儒教,也正因为此。

儒道会通,是一个大趋势。二家有时相斗,而有时相合,斗时因为价值倾向不同,也常因为地位之争。南北朝以降,情势各异,变化无常,但会通是主要倾向。唐朝因为尊祖,道士女冠一度隶宗正寺,其事可以勿论。宋代,道学(当世亦常称为理学)的兴起实大量吸收了道教的资源。据说,宋代道学中常讨论的太极图、先天学、河图洛书等,皆出于道士陈抟。同时,道士也读儒书。陈亮《重建紫霄观记》:“殿之西偏,则有明窗净几以自启处,道经儒书更阅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废。”[6]但很快,宋理学的影响达到空前,于是开始反哺道教。宋明之后道教乃大量引进理学。

举个例子,周敦颐《太极图说》原出于陈抟,而南宋萧应叟又将之引回至对《度人经》的解释,明张宇初也同之。 [7]

张宇初的《太极释》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禀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五居九畴之中曰皇极。《易》曰“会其有极”,《诗》曰:“莫匪尔极”。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极者,道也。”邵子曰:“心为太极。”朱子曰:“太极者,理也。”陆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极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

我们不来评论其论点的当否,单说其引征理学家的言论之多,足以见其以理学大家为权威。张宇初集中还有多篇讨论太极图、先天图、河图等内容的文章,说明他与宋明理学家讨论的兴趣原来一致。明清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潮在士大夫中甚为浓郁。儒而学道,道而习儒,都很普遍,有的则将儒道思想融而为一以解释道门经典。清董德宁《周易参同契正义·凡例》第一条即称:“《参同契》者,原为儒道皆行之书也。儒者用之,可以治国御政,道家行之,可以养性修身。”道书、儒书,界限已不那么分明。

这些都说明,会通是常态,儒学的不少内容已经融入道教中,而且通过道教继续流传于民间,渗入到民众的头脑之中,在伦理观念上尤其明显。

这些都说明,会通是可能。现今运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有意识地做这项工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港台地区,这种会通还在沿续,如道门在其印刷品上经常提到“九美德”,便是儒道共通的。

 

三、边缘化处境中的作为

百余年来,儒学和道教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幸好道教仍然保留了其组织,并逐步得到恢复。这样,与佛教一起,成为传统文化有实体的承载纽带。

然而,问题也甚多。除了与传统的各种载体的共同命运,还有其特殊的困难,宗教属性有时成为保护,有时则成为障碍,往往得看地方领导的眼色而定。不过,从中央19号文件颁布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肯定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是主导的倾向。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都提到“在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道教界在法律与政策的范围内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如果要有作为,首先是自己的主体性如何凸显?

在五大宗教中,道教的信众数量应当说不少,道观中烧香拜拜的人与日俱增,但是直接认同的却比我们看到的少得多。据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当代中国16岁以上的人,信仰宗教的占31.4%,不信的则为68.6%。按当时的人口数推算,我国大陆信教的超过三亿。而在信教的人群中,佛教占33.1%,基督教占12%,道教则占6%强,只比天主教稍多一点。另外,在信祖先保佑的民间俗神的人(合共26%左右,约8700万)中也有部分与道教信众重合的,但数量也不多。中国人口众多,道教的信众有二千多万,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按比例,道教低于佛教、基督教,说明在五大教中(伊斯兰教是民族宗教,且不论)是“小弟弟”,这与近二千年的传承历史很不相衬。原因何在呢?民间常佛道不分,许多人进宫观也念“阿弥陀佛”,当问起他们信什么,往往称“拜菩萨”。这种情形并非今日始,但是近代以来,道教本身的主体性不强,是造成如此情形的原因之一。拿一个简单的例子,道家素来有炼度仪式,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他们有一种仪轨叫焰口,与道家炼度大同小异。谁抄谁,还不好说。但是二者属于二个宗教系统,却是明白的。目前有些宫观将举行炼度仪也叫做“放焰口”,则未免不知自己所行与其他宗教系统的差别。道教也很少宣传自己。这几年提倡玄门讲经,但是却没有改变目前讲经说法的缺位。道教刊物除了报道之外,知识与学术,仍然是主导的内容,与基督教的《天风》比,在宣扬信仰、见证上帝等方面,差距明显。

此类情形说明,道教的主体性自觉尚有差距。道教不知怎么样理直气壮的宣传自己的信仰,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很少用自己的教义思想加以解释,面对社会上的突发事件,包括外界对自己的攻击,应对的能力和魄力都显不足。原来道教具有的独特的对于科技的重视和参与创新的传统,当代几乎失传。作为一个宗教,若是没有明显的主体性,那么无法显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很难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

讲主体性,并非盲目自大标榜自己,而是要明白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特征,当然也必须强化运用自己的经典对当代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功能。

其次,目前道教教界须同时担起弘扬自己也顺带宣传儒学精华的职责吗?除了主体性,要想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还必须有能力,有本事才能做出真成绩。老君讲的七个“善”,都是要求善于做事。要做到增强能力,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一个是对传统典籍的阅读与熟悉。由于文字改革的缘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所谓断代,不是指没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现在阅读传统典籍的能力越来越差。目前通读过《道藏》学者与道教界人士都少,能读通的也不多。至于四书五经,以前曾是公共知识,现在则成了所谓“国学家”的专利,而且,那些所谓的“国学家”,是否能读懂,还真是个问题。因为“国学”的基础是“小学”即文字解诂,恰恰是这一点,使得许多人畏而却步。也有不畏的,一字一句勉强求解,读多了,自然便进去了。最可怕的是,有些不畏却不能,不能而不畏,所以将“白驹过隙”解成“白马跑过一条缝”便不奇怪了。本来,对于古籍一字一句常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已经被否定掉的常识性的错误,却是必须避免的。

一个是要有适当的形式,来加以弘扬。这几年,开展玄门讲经,是一个好形式,但是若是变成了演讲比赛,而且还是内部的,那就离初衷很远了。道门的活动平台本来就少,如何在有限的平台上纳入儒学的内容,还有待探索。

最后,是要培养相关的人才。现在道教内部,能读、能写、能讲的人才不多。当代文化,已经与古代的伦理型为主不同,变成功利型、应用型为主,而在古代视做教化辅佐的戏剧、歌舞等领域,如今媚俗与娱乐成为主流。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大爆炸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信息的快捷,超过了千里眼、顺风耳的设想。如此一来,如何应时顺变,既要弘道,又要适应时代适应社会,便成了一大难题。对于人才的要求尤其是拉高了标准。无论是运用道门经典,还是同时推广儒门经典,都必须对应着当今的话题。如何去努力,正有待于道门中人去思考。历史上,道教曾有宽泛的容纳性,但无论是站在道门经典阐释的制高点上,还是吸纳其他学术,都要有高道如张继先、王重阳才行。现在的差距如何呢?知道差距又如何缩小呢?这些问题恐怕必须由道门中的有志之士来回答——不仅用理论,而且用实践来回答。教外之人可以出出主意,提供些帮助,却无法代庖。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刘仲宇

[1]参看《史记·太史公自序》。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

[3]《中国宗教·国际道教论坛专刊》,2011年11期,

第20页。

[4]参看《大明玄教斋醮立成仪范·序》。

[5]《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6]《陈亮集》卷十六。

[7]关于太极图,也有人认为原本出于儒门,友人李申

即持是论,见于其所著《易图明辩补》。但本人取

传统之说,仍赞成宋朱震之说。

[8]《岘泉集》卷一,《道藏》,第33册,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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