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与全真道【《闻道》2017年第1期(总第6期)】

   |    2017年5月5日  |   文化视野  |    0 条评论  |    246

晋祠与全真道

/张方

 

晋祠原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唐祠,始建于北魏前,北齐与隋均有增建。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又一次进行扩建,并亲自撰写了《晋祠之铭并序》。宋代,晋祠结构变化较大。宋仁宗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封其母邑姜为显灵昭济圣母,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并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从此,晋祠形成了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布局。


晋祠圣母殿

宋代之前,晋祠一直是重要的官修祭祀场所,与道教并无直接关联。金元时期,全真教兴起于北方地区,特别是在丘处机应诏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后,全真教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开始在北方地区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东至海,南薄淮汉,西北历广漠,虽十室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而此时的晋祠却日益颓圯,祀事废坠。因此,山西地方官员便请来了全真道士班守中住持晋祠,以图兴举,并奏请皇帝,特降优诏,俾加营护。此事至元四年(1267)《重修汾东王庙记》记载道:

    晋阳有晋王祠。然则王祠在此,其来远矣。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於水源之西,东向。熙宁中始加昭济圣母号,则其品秩既明矣。王殿南百余步为三门。又南二百步许为景清门。门之外东折数十步,合南北驿路,则庙之制又甚雄且壮矣。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制三门焉。王之祠日就颓圮而弗修,祀事废坠而弗举。因循逮於兵後累政,惟求山水游观之乐。而向之尊王之意,邈不知省,可胜叹哉!总管李公,由山西两路宣慰使,承特旨来殿,是邦牒诉之餘,讲明典礼,修举百神之祀,如李晋王、狄梁公墓、台骀、狐突、窦鸣犊诸庙,悉为完护。以谓王之庙制尤甚萎靡,而特为釐正之,礼也。加之中书右丞张君,勉以兴滞补弊之语,与公意合。遂敦请道者班公守中住持,以图完复之渐。即以其事具奏,天子嘉其意,特降优诏,俾加营护。仍诸路掌教真人张公以劄付令提督庙事。先是殿宇摧毁,神位迫窄,废坏皆补完而更新之。内外列以宫侍、卿大夫、武卫如王者仪。又创寝殿於其後,多植松柏,里人化之乐助用者,惟恐其後。[②]

    此碑碑阴所刻皇帝圣旨中还写道:“仰住持班大师照依坐去,勘当到四至内,从便修葺,无令诸色人等侵占”,全面保障全真教在晋祠的各项权利。而全真道内部对此事也非常重视,掌教真人张公(张志敬)以剳付令提督庙事。按此碑题名为“太原路教门提点充本宫住持赐紫冲玄大师杜志美、太原路教门提举都道录充本宫提点赐紫明真大师李志端、晋祠住持提点大师班守忠、知宫温志和、樊志全”。[]由太原路教门提点来挂名晋祠住持,足以说明全真教对进驻晋祠的重视程度。元政府此时之所以把晋祠交与全真道管理,主要是希望利用道教来兴复晋祠。此碑碑文中还有“储香火之资以为祠中补葺费”;“今王殿之外,虽未能尽如旧制,营葺不已,足为他日克复张本”等句。可见,当时元政府财力有限,想借助道士的力量储香火之资,使得晋祠得以修复。而全真道则借此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汾东王庙碑

明代立国以后,朱元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提倡节俭,反对奢华。其深知寺观、僧道过滥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再加之明初社会环境中宗教的不安定因素,明初的佛道教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明初政府规定“凡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合徒众而处之”,并对僧道的人数也进行限制,规定每次申请度牒的人数“府不过四十,州不过三十,县不过二十”。而与此同时,明政府对各种神祇的祭祀却十分重视。朱元璋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令有司岁时致祭。明代祭祀之法的标准为“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历代以来,凡圣帝明王,忠臣烈士,与夫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可以立名节,御灾患,而有功于人者,莫不载之祀典。”因此,明代信仰祭祀之神多不胜记,政府对真武、关帝、城隍、妈祖等神灵大加崇信,许多历代不入祀典的民间神亦进入了官祀系统。因此,晋祠的祭祀与维修也归于官方管辖。洪武二年,晋祠因祷雨有应,政府颁诰文,加封广惠显应昭济圣母。此后,明诏有司,时祀有谨。天顺五年,山西大旱,时任监察御史的茂彪祷于祠下,顷刻风雷交作,沛然雨集。茂彪于是令有司聚材鸠工,重修晋祠,并亲自撰文纪念此事。[]嘉靖二十六(1547)年,宪副李乘云、宪佥朱君征以其事关祀典,而风化之道攸存,具以请于巡台,因檄下所司撤而新之,复增塑其像,左右各建翼室若干楹。[]由此可见,明代中期之前,晋祠作为官方祭祀场所,是由政府出资进行维修的。明代晋祠在由官方祭祀的同时,还请了一些住庙道士来进行日常的维护。天顺元年的圣母殿钟上即刻有“住庙道士贾通真、张通受”的铭文[]。但是,这种由官方负责晋祠维修的状况在嘉靖年间发生了变化。据隆庆元年《重修晋祠庙碑》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宁化王府捐金百两重修了圣母正殿;四十二年(1563),由道士程真一与善民募缘聚材建重楼于难老泉上,复以余力修惠远门、八字墙、唐御制碑亭、牌坊甬道、鼎新革故,一时焕然。[]晋祠的修缮开始从政府出资变为了民间捐助与道士募集,这便使得道士在晋祠中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重修晋祠庙碑》中道士题名为“师曹净性、署印道官李真良;本庙住持道士赵净喜、徒程真一、郝真润”。[]我们发现晋祠道士的称呼由之前的“住庙道士”改变为了“住持道士”,这说明了此时道士在晋祠日常管理中已占有了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明正德以后,政府财政紧张,国用逐渐不支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没有经费去维修这些官祀庙宇,只好借助道教的力量,利用民间的捐助来维持各地方的官祀系统。这为明代全真道在民间的扩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晋祠碑刻的道士题名中出现了“道会司护印赵玄恩”、“署印道士李真良”的题名,可见太原县道会司与晋祠道士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之他们之间的派字相同。笔者推测,晋祠庙的道士与太原县道会司道士应属同枝。关于明代晋祠道士的所属道教宗派,笔者将晋祠现存的碑刻文物上所载道士题名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发现明代晋祠道士所使用的派字谱为全真龙门派[]的字谱。

 

时间

金石

道士题名

出处

天顺元年  1457 

圣母殿钟铭

住庙道士贾通真、张通受。

《晋祠志》

弘治十一年(1498 

铁人铭文

道会司护印赵玄恩,晋祠庙道士翟通宵。

《晋祠志》

嘉靖十一年(1532

吕祖阁钟铭

道士智净莹。

《晋祠志》

嘉靖十一年(1532

水母楼磐

本庙道士王常宁、王玄洁。

《晋祠志》

隆庆元年(1567

 

修晋祠诸庙记

师曹净性,署印道官李真良;本庙住持道士赵净喜,徒程真一、郝真润;何净礼、高真□。

圣母殿前

万历二十四年(1596

重修献殿碑记

住持贾净荣 李真良 高真敬 贾真  刘常衍 李常春 高常照 刘守志

圣母殿左侧

万历三十四年(1606

晋祠老钟铭

道士李常春。

《晋祠志》

天启三年 1623

唐叔虞祠铁香筒铭

住持道士贾立成、高常□、李常春、刘守成。

《晋祠志》

康熙十年(1671

李凤石和赵结练诗碣

道人范清和。

《晋祠志》

康熙五十年(1711

汾东王庙重修记

道官刘清宝。

 

唐叔虞祠

雍正七年(1729

整饬水例碑

住持道士刘清宝、贾清□。

圣母殿右侧

雍正十年(1732

白衣庵磐铭

道士孙一琼。

《晋祠志》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至迟在天顺元年,晋祠已住进全真龙门派“通”字辈道士。到清雍正十年时传承到了龙门字谱的“一”字辈,共传续了九代。他们从住庙道士的身份逐渐成为了晋祠庙的管理者,在晋祠的维护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但是同时,我们注意到晋祠作为官方祭祀场所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大旱时,地方官员仍然来此祭祀。同时,晋祠的泉水作为重要的水源,政府仍然管理着水权分配。在晋祠尚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政府水例条文碑,有时在碑文上也会刻上住持道士的名字,在此,道士可能扮演着公证人的身份。

 作者简介:张方,哲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真道历史。

                    


[①] 高鸣:《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陈垣:《道教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 476页。

[②] 《重修汾东王庙记》,现存于唐叔虞祠正殿左端,《晋祠志》著录。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93页。

[③] 《重修汾东王庙记》碑阳题名,《晋祠志》漏录,现据原碑补出。

[④] 《重修晋祠庙碑记》,现存于圣母殿门左面,《晋祠志》著录。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210页。

[⑤] 《重修唐叔虞祠记》,原碑无存,《太原县志》著录。嘉靖《太原县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38页。

[⑥] 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68页。

[⑦]《重修晋祠庙碑记》,现存于圣母殿门右面,《晋祠志》著录。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217页。

[⑧] 《修晋祠诸庙记》的碑阳题名,《晋祠志》漏录,现据原碑补出。

[⑨] 《续文献通考》载:“正统时,天下岁征人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尽不支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3085页。

[⑩] 目前流传最广的龙门派谱系为律宗王常月一系所传,《金盖心灯》载:“(丘)祖付心印,传衣钵,付天仙戒,赠偈四句,以为龙门派,计二十字,即道德通元(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之源派也。” []闵一得:《金盖心灯》,《藏外道书》31册,巴蜀书社,1990年,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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