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上感应篇》看道教的慈善思想(《闻道》总第七期)

   |    2017年8月2日  |   文化视野  |    0 条评论  |    142

从《太上感应篇》看道教的慈善思想

/刘洁



《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之一,在道教中影响深远,甚至其他宗教也借助其思想来对世人劝善去恶,比如:佛教将道教“承负说”引申为“因果”来劝说世人积善缘、得善果。《太上感应篇》同《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在明清时期被作为善书广泛传播。而善书在民间的传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劝善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传播善书也是老百姓积善积德的重要形式。《太上感应篇》传世刻本有很多,并在后世多有人为其作序加注。现存最早的注释是《道藏》中所藏的李昌龄注与南宋郑清之的赞语的刊刻。

在《太上感应篇》之前的很多道教经典中就曾阐述了道教的劝善思想,比如《太平经》。《太上感应篇》就将其劝善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其劝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慈善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其实践也成为慈善活动的最初表现形式。

 

一、慈善意识:慈心于物

《太上感应篇》里“慈心于物”是人内在的精神向往,“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犹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用现代慈善的观点来看,这体现了两点:人文关怀和环保意识。虽然还不能将其等同于现代慈善中的责任意识,但这种心理道德意识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慈善观念的一种推动,从对神灵的敬畏到慈善自觉。

在古代,虽然民众没有形成慈善自觉,但如《太上感应篇》开篇所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道教已经使用以天人感应为前提,以父系宗法制家族为基本单位,强调忠孝观念的“承负”学说来鼓励个人的慈善实践。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关系到自身甚至是后辈儿孙的日后福祸,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精神层面的一个巨大挑战。不管个人是有家财万贯还是身无分文,总有三台神君、三尸神、灶神等在注视着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那些恶行,夺其纪算。以灶神为例,他是流传于民间而为道教所信奉的神祗,被认为专门保护个人和公众安全的守护神。《正统道藏》就收有《太上洞真安灶经》、《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等。据《抱朴子内篇?微旨》记载,在月晦之夜,灶神就会上天言说白昼里人所犯罪状,罪大的夺纪,最小的夺算。纪和算都是中国古代的时间计量单位,一纪为三百日,一算为三日。因此在民间还形成了独特的祭灶风俗,正如清代周勤补《祭灶》一诗中所云:胶糖礼灶洁春盘,归到天庭夜未阑。持奏玉皇无好事,且将过恶替人瞒。类似的诗歌有很多,但这些是民众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从而生发出来的朴素愿望。这种敬畏的进一步发展为形成道教的慈善意识慈心于物打下基础。

“慈心于物”这种慈善意识是道教在弘扬道教文化与培养个体慈善德性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其中既将积善成仙作为道教慈善思想的最终结果,为道教慈善意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引导目标;也在道教慈善中形成了少私寡欲、济世利人、行善施助的慈善伦理,为慈善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可行性。这种慈善意识影响着道教慈善的发展,也在历代道教经典中有所表述。

《抱朴子内篇》就对“慈心于物”的慈善意识有所解读,“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是说:人首先要立下功德,也就是养成“慈心”。什么是“慈心”呢?比如在人危险的时候进行援助使他免除灾祸;在人生病的时候医治他,让他不会因为不正常的的原因死去。具体的表现就是忠义、孝顺、和气、顺从、仁义、信善。如果一个人没有慈心”,而只练习仙方术法,是不可能得道长生的。

慈善意识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慈善认知、慈善价值观、慈善行为意向。具体到道教的慈善意识——慈心于物,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认识。

(一)慈善认知

《太上感应篇》将“慈心于物”的慈善认知具体为:自律。自律是将道德伦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或动机。《太上感应篇》中以人的自我来审视自身的一言一行,其标准就是“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些在当今社会也是值得提倡的道德风尚,呼唤人们的诚信意识,重新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慈善认知尚殊途同归。

(二)慈善价值观

慈善价值观是对慈善的态度、判断及评价,涉及到个人慈善行为的态度和付诸行动的动机的评判。“慈心于物”既具有宗教激励的道德情感作为个人慈善行为的不可或缺的伦理动因,也是个人道德责任的自我主观要求。

(三)慈善行为意向

慈善行为意向是将“慈心于物”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光有指导思想或道德要求还不能称之为道教慈善,只有将“慈心”落实到“物”上,才最终实现了道教慈善的整个过程。《太上感应篇》虽然讲“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但最终给还是要落实到“语善,视善,行善”的慈善行动上来。如《续仙传》的《李珏》一篇就讲了慈善行为落实与否,所得到的最终不同结果。李珏“性端谨”,“世居城市,贩籴自业”,积德行善,孝敬父母,“人有籴者”,“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因与新任节度使重名而改名为李宽。后节度使李珏梦入华阳洞天,见仙界石壁上刻有其“李珏”二字,但被告知名非其名,乃“江阴部民也”;李珏颇感惊异,百般寻到李宽以询得道之方,“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籴以对”,李珏叹服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又感喟说:“乃知事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解,名书仙籍,以警尘俗。”后来李宽终于因得道而“羽化飞仙了”。

 

二、慈善行为: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太上感应篇》通篇很少讲慈善应该怎么做,更多的是讲那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只言片语中将其慈善行为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平等思想:见人如己

道教慈善的平等思想,在内容上有万物平等、人神平等以及宗教解脱上的平等,同时也包含了追求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平等、男女之间的平等,源于道教信仰,同源于道,构成于道,由此自然平等。

《太上感应篇》曰:“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这在《度人经》中就被描述为:“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

清代刻本《太上感应篇》(局部)

道医孙思邈在医学研究和诊疗过程中坚守与奉行仁慈至善、赤诚济世,这是他在医学实践方面的行为指导。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方》中就提出,医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应当“志存救济”。“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对病人要一视同仁,竭力抢救。

这一点在道教求仙证道中也有很多事例,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近千位真仙,曾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求道的路上一律平等。还有如道教中的一些神仙所现的相就是个社会最底层的形象,如蓝采和、铁拐李等,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见人如己的平等思想,或许这些神仙也就与你擦身而过了。

(二)基本要求:诸恶莫作

《太上感应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世人行善避恶,在道教慈善本身来讲就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诸恶莫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

《太上感应篇》很详细的列举了哪些是不能做的“恶”,如:“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为,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贿。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讪谤贤圣,侵凌道德。”等等。

这些都是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在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中对此也进行了吸收和加工,进一步对世人起到了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如:《钟馗救驾》、《活捉子都》、《桃木剑》、《铁冠图》等,让世人从内心去理解和践行“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的道理。

(三)自觉行为:众善奉行

道教慈善的最终目标不是以神为监督的他律,也不是出于“承负”学说的威慑,更不是为了成仙得道的功利心,最根本的是要让慈善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也就是道教的自律——众善奉行,做到“语善,视善,行善”,这也是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财为天下共有”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升华。

北宋李昌龄就曾对此做《乐善录》一篇为证,其中说到:“心者善之本也,究夫所本,未始不善、不幸、富贵利害者汩之。故不善之心由是而生,期间能不失其本者,百无一二焉。是以无富贵,无贫贱作善者常少,而作不善者常多,无足怪也。然予尝目击世间积善之士,鲜有不终吉者。故《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三、慈善结果: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太上感应篇》所提出的“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与我国颁布的《慈善法》“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相类同,其主要区别在于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近代道教慈善家郑观应,可谓是“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的践行者。郑观应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待鹤山人,中国近代史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道号“一济”。其慈善思想和活动,都受到道教慈善思想的很深影响。晚清时,中国遭遇了最为严重的“丁戊奇荒”,郑观应一改传统的临时救济、单一求助的方式,与上海仁元钱庄老板经元善、苏州电报通信创始人谢家福等共同举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同时郑观应又与徐润、盛怀宣等举办义赈公所,主办晋赈。利用多渠道,全方位的模式为北方的救灾活动出力。他还带头“复将养老遗资并妻陈氏奋银共凑集一千两,由粤解护交晋赈公所,由苏浙绅士汇晋放散”。


改良派思想家、道教徒郑观应

1937年,正值抗战时期,浙江杭州玉皇福星观紫东道人李理山见钱塘江附近的百姓无衣无食,流离失所,实难生存,毅然决定暂停当时道观的宗教活动,开放紫来洞;收容难民一千七百多人,同时搭建了很多茅棚给流民居住;此外冒险进市区向国际红十字会求援,运送粮食上山分发给难民,并创办了上海玉皇山福星观分院,收集香资来维持难民的生存,坚持了一年之久。

类似的道教慈善善举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慈善方式,但无论何种慈善,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也可谓是“道”的本源的一个入世的引申。

 

结论:善人,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太上感应篇》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想尔注》云:“百行当修,万善当著。”这些劝善之言对后世道教徒起着奋发的作用。比如孙思邈就从“心”“体”“法”三方面对医者提出了行善的要求,可以概括其为:志存救济勿念得失,专心诊疗拯救病人,态度严肃切忌浮夸、誉毁他人不得挟术牟财,博及医源精通医术。可见这是对道教慈善实践者提出了职业操守,对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总之,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劝善思想贯穿于自身的哲学理论中,并与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善”、“恶”观,影响着儒释道三教在善恶伦理观方面的发展。但道教的“善”、“恶”观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伦理观念,道教已经把“善”、“恶”提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去思考,《道德经》第二十章中就提出“善之与恶,相去己何?”。众多道教典籍中也包含了深刻的道教劝善思想,特别是一批被人称之为“善书”的经典,将深邃的哲学思想变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使之能在民间广泛传播。道教慈善思想也由此发端,“齐同慈爱,济世利人”“仙道贵生,无量渡人”成为道教重要教义,道教也一直将扶危济困的慈善之举作为一项优良传统传承至今。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劝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慈善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其实践也成为慈善活动的最初表现形式。

(作者简介:刘洁,毕业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哲学硕士,在读博士,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道教、宗教慈善。现供四川省民宗委主管的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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